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难 忘 的 岳 池 氮 肥 厂 经 历
2017-4-15

1945年,我出生在上海市北京西路38号小院洋房里。1964年中师毕业于上海市中学,分配到华北区俞汇帽子中学小学部任教。1966年与部队军医杨忠结婚。19696月,丈夫从部队转业,我远离父母与闹市上海来到岳池。因县革命委员会成立不久,群众组织的两派斗争仍然激烈,我们在县城等待安置。两月后,县内要建氮肥厂,我们夫妇被安排去边远的华蓥山下、渠江东岸的小乡场黎梓卫,参加岳池氮肥厂的筹建工作。

那天我与杨忠和婆母乘班车离开县城,与我们同行的还有刘本文,他是筹建指挥部的成员。车上互相介绍就认识了,他成了我们的领导与向导。

一路上车子蹦蹦跳跳,颠来倒去,还没过罗渡我就晕车了。当时我因身怀有孕,孩子已经上身五个多月,挺着个大肚子,行动已经不太方便。丈夫见我难受,呼吸不顺,耐心安慰,叫我忍着,说很快就到中和了。刘本文也劝我依着杨忠的身子,不要晃得太厉害,保护好孩子要紧。可公路弯道太大,路况也差,车子开着跑着,突然猛地一跳,把我簸得老高,再狠狠地下落,就像从云雾中坠地。我紧紧地抱着杨忠,生怕甩出车去,只觉得大地像在转动,蓝天直向下压,远处的山晃荡着,所以不敢抬头去望窗外。肚里的小东西大约受不了车子抖动的折腾,也像在反抗,伸手蹬脚,让我更加难受,五脏六腑如翻江倒海,一股股酸水直往上涌,好几次都差点吐出来。丈夫轻拍着我的肩背,连说忍着,忍过去就好了。

也不知昏昏沉沉地难受了多久,汽车终于摇晃颠簸到了中和场口的五星桥头。杨忠把我抱扶下车,叫我坐一会再走。这样我就由着他,被抱扶到场口的一户人家门前,坐了好一阵,才感到好了一点点。为了早点去报到,我让杨忠扶着才一步步艰难地走到后街的指挥部住地。

听说我们来了,筹建指挥部负责人尹思国迎出来,把我们领到租住的房间。

住地是居民的楼房,楼上是尹思国的住室和办公室。我们住在底层,房间较大,用篾席拦成两间。一间是我与丈夫的住所,另一间作婆母住兼厨用。因我们的孩子不久将会出生,婆母是专门来护理我与她孙子的。

家具极为简陋,床是几块木板铺在长板凳上,另有一张学生用的长条桌,算是我的梳妆与办公兼用物。

带来的煤油炉与小锑锅,还有碗筷,这是我们全部的炊具。

那天晚上,天已经黑尽。因没有通电,四周黑洞洞的。我所住的房间,小拇指大的煤油灯焰,闪着淡淡红光,把屋子照得似是而非。婆母忙了好一会儿,锑锅内的米饭才散出气味来。又过了很久,婆母才叫晚餐。

面对小碗白米饭与那碟咸菜,我的心里就涌起一股说不出的滋味。也许是昏车的原故,我把饭刨到嘴里,就像文人所说的味同嚼蜡,怎么用力吞都咽不下去。于是,我的眼泪就再也忍不住涌流出来,接着竟然哇地大哭了。

丈夫看到我的神情,先是傻傻地望着我,继后摇摇头。婆母不知所措的放下端着的碗,诚惶诚恐地走近我身边,小声地说:“你们年轻人爱吃硬饭,我煮的饭是不是太粑了?我格外再煮点吧。”杨忠知道我的心,长长地叹着气说:“她不是嫌饭粑,她是受不了这个苦?”

听丈夫如此说,我的精神差点彻底垮了,猛地转身抱着他,用手拍打着,大声地怨道:“你这个骗子!是你把我骗到了这里。”

杨忠一动不动,由我拍打着,直是点头说:“对,是我骗了你,你打就狠狠地打,打一打出出气也许就好些了。”

我出生在上海闹市区的一个富裕之家。父母大学毕业后,都在上海的学校任教。外祖父家很阔,经济条件好。解放后,父母继续在学校工作,我在外祖母的小院与洋房中无忧无虑的生活里长大,就连1960年前后的严重生活困难时期,我都因家里经济条件好买了黑市食品而没有体会过饥饿的滋味。在工作之前,我连衣服都是非常疼我的外祖母所洗,可以说我以前是过的小姐生活。现在突然落到这样的环境里,过着连菜都见不着的日子,就好像从天上猛地跌到地底深处,令人难以忍受。现听丈夫带着体贴与关心口气的话语,反而让我举起的手,立即收了回来,再猛地捂着自己的嘴,让哭声小了起来。

杨忠显得很是内疚地说:“是我过高地估计了你,以为你也像上海的有志青年,甘愿到边远山区来支援建设。停停他又说,你现在想回去,我也不拦你。”

婆母听杨忠如此说,将他推出了房,返回来坐到我身边,替我揩着眼泪:孩子,苦了你哟。是我家杨忠,让你为难了。我看你是个坚强的孩子,不然也不会跟到我家杨忠到岳池来,既然到了岳池,想必你也早就作好了受苦的准备。莫气莫气,再气就把肚里的娃儿气出事了。为了肚里你的娃儿,就忍忍吧,一切会好起来的。

听了婆母的话,我的心动了动,想到自己的处境,真的为难了。要回上海吗?我一个弱女子,那不是件容易事。因为政府主张城市青年支援边疆,并不断动员上海青年到边远山区去。自己选择了与杨忠结婚,并且已经有了孩子,那就更不容易回去了。不回去,那这苦咋个吃得消?

当晚我一直以泪洗面,久久没有睡着,直到天亮时才迷糊了一阵。次日我在镜前一看,自己的眼肿得大大的。

民居的楼房是木板装成或竹块编织后用泥巴涂抹的,没有隔音功能。我在房中的表现很快让小小的中和镇老幼皆知。一时我成了那儿的新闻人物。

我的到来,引起了大家的关注。杨忠为了维护我们的婚姻,百般地关怀与呵护我。在那种买什么食品都必须交票证的年代,杨忠托在食品站工作的战友文大明,次日弄来了一小块猪肉。婆婆以女人和长辈的爱心与胸怀,无微不至地照顾我,尽量让我过得好一些。她买我喜欢吃的菜,做我可口的饭,甚至不顾年老体弱,为我洗衣递水,让我尽量开心。

岳池氮肥厂筹建指挥部的领导与同事,对我很是同情与关心。见面后有的给我几句简单的问侯,有的是发自内心的赞许的目光。他们好似说,你从闹市来,能在这么个偏僻的落后地方坚持下来,实属不易。有的妇女看到我,亲切地走近来,默默地抚一下我的肩,再轻轻地拍拍,表示亲近。更有甚者悄悄给我一颗糖果,或一把瓜子,对我这个外来人予以关怀。乡亲们的言行让我感动,我的心灵得到抚慰,思想的港湾因此而慢慢宁静下来。

让人永不忘记的,是我生儿子杨健那天晚上。当时杨忠与婆母都到岳池去搬月母及婴儿的用品了,是曾担任过县工交部长的尹思国同志叫来了接生员还有医生,并请来了中和镇的妇女主任戴君碧。他对她们说,你们要想尽办法保证这对母子的安全,出了事我要找你们是问!那一晚上,我在床上折腾了一夜,而我听到楼上的木板,一直有鞋子踏着的响声传下来。我知道那是平时一脸严肃的尹思国担心我的安全,他怕我们母子出事而一晚没眠。领导关心职工的行为,令我感动了好久。

我的事在中和传开后,一些掌握着物资权力的单位,他们尽可能地给予我帮助,让我度过了物资奇缺的难关。如中和食品站的廖培珍与文大明等帮助购买油肉,供销社的刘启兰、祝明珍给予了食糖与百货方面的购买方便;粮站的贺明珍、张会计,在粮油购买及粗细搭配上尽力照顾......就连那些农贸市场卖菜的,出售鸡鸭鹅兔的农民朋友,也因听到我是外地口音人而另眼相待。他们说,你们到中和来建厂不容易。至今我还记得一个卖菜的老大爷说:你这么个嫩哈哈的妹崽到我们这个山旮旯来生活,难啊!于是他们不再与我讨价还价,有的还干脆把小菜硬塞到我的菜篮里。

一棵白菜虽然不值几个钱,可他们对外地人诚挚的情意,让我感动。

于是,我出现的哭泣就不再是后悔自己走错了地方,而内中含着其他的成份。确切地说,最突出的是恨,恨啥?恨自己的少知与无能。为何我不会像别人那样,在任何地方与任何情况下都能适应?为何别人能做到的事,自己则办不到而显得无能?所以我抱着感恩的思想,以建好工厂早日投产,让乡亲尽快能用上本地生产的化肥。我学着别人的样,去学那些自己不会做的,去做那些艰难的事。有苦我就自己吃,不再动不动就哭泣吵闹。

领导非常关心与爱护外地人,安排我作指挥部的物资保管工作。当时的保管很简单,只发放一下工具,如工地上使用的锄头、扁担、钢钎、撮箕、二锤等,我向工人照单(领导审批过的领料单)发放完,其余时间就由自己安排。这天,领工具的人都走了之后,我就关上保管室,从后街经食品站上码头那儿,到小溪对面去,打算到工地了解一下工人对发放工具的意见,争取把工作做好些。

到河对面的建厂工地有两条路,一条是工人们天天跨过小溪来去的捷径,再一条是往响水岩那边绕道走。

哪知走到小河边一看,我被难着了。因为小溪上是条独木桥,把我阻在小溪之东。

小溪有丈多宽,尺大左右的长木板横架在约半米高的水面上。是三对钢钎架成叉状用细铁丝捆着,分别支撑在小溪的两岸与中间。这种桥我从来没有走过,要过去吗,怕不小心掉到小河中,那样会把自己的衣裤湿透而显得很狼狈。退回去绕道吗?既要爬上从河边到食品站那儿的数十步石梯,再绕道经过后街、响水岩,最后走一长段才开辟出来的弯曲小路去工地。是回转或朝前进,我站在那儿久久没有举步。

工人们的劲头,不愿再怕这怕那的心态,最后让我战胜了后退的软劲,一股豪气在周身澎胀,我提着裤子,朝独木桥跨去。

我颤抖着双腿,吃力地迈着碎步,走着走着,那木板就颤动起来,周身像筛糠似的越抖越厉害,心紧跟着狂跳不已,身子不争气地摇晃。我只得咬着牙晃着身,轻轻地蹲下去,用手抓着搭着的木板,让摇晃的身子渐渐稳定下来。

我知道自己才走几步,退回去比前进要容易。可一股前进的力量支撑着,我情不自禁地将双手向前移。

这时有个农村赶场的小伙来到河边,他要先通过小溪再向上走一小段河岸路,才能搭那儿停着的木船过渠江回家。他看我在那里出洋相,就问:大姐,你不要怕,站起来走过去没事。

我不敢回头看他,更不想按他说的办,就横下心来,双腿蹲到木板上,跪着向对岸爬去。

这时小伙问:大姐,你要不要我来帮你一下?

我不得不答复他:不!

当我爬过那丈余长的木板时,不知是吓的或是累的,一脸一身都觉得汗渍渍的了。

“那个上海人是从独木桥上爬过河的。”我在中和再次闹出笑话,很快也在乡场上传开了。

竟管事后有人与我开玩笑,问我如何爬过了小溪的独木桥?可我并不计较,自己心中有数:经过那样一走,已经向前跨了一大步。

因氮肥厂生产需要,中和变电站很快建成送电,我主动要求做些收电费等工作。每到一家,他们听到我说的上海话,就对我格外亲热。虽然当时物资紧张,可农村小吃食,如瓜子、花生、苕片等,大嫂大娘们悄悄拉着我的手,暗中塞给我,硬要我收下。我知道这是她们的一片情意,工作的劲头更大了。

1972年氮肥厂建成投产,洗澡间有多余的热水对外开放。让从没洗过淋浴的山乡人,体会到先进科技带给的好处。这件新事引起附近许多老乡的兴趣,洗澡间常常造成拥挤局面,我也常去维持秩序或卖卖每人每次一角钱的票,以保证附近乡亲能如愿以偿。

工厂产肥后,领导安排我负责统计工作。我每天到车间了解情况,核准数字,并按时公布。每月写成简报,分送有关部门与兄弟工厂。此项工作,我一直作到氮肥厂解体前夕,没有出现差错。单位多次被上级评为统计工作先进集体,我本人也年年被地(市)或县评为先进,1986年因工业普查成绩显著,被分别评为省和全国的先进个人,受到表彰,《岳池县志》(2009年版)收有我的事迹。

群众看我与大家的关系极好,1979年广大女工推选我作妇女主任。我组织并发动妇女,除积极投入生产外,并搞好后勤工作。由于妇女的半边天作用发挥得好,职工积极性高,生产形势直线上升。到1985年,氮肥厂先后共投资806万元,分别实施三千改五千,再改七千、一万吨合成氨的3期技术改造工程,购置化工专用新设备147台,金属切机床6台,动力机械总能力5006千瓦,载重汽车11辆,固定资产683万元,生产碳氨28773吨产值435万元,利润25.8万元,税金17.7万元。

随着时间的变迁,工厂的生产形势一天天变好,生活环境越变越优,职工待遇越来越高,我的情绪也更加安定,娇生惯养的柔弱变得坚强:在处理计划生育的棘手问题中,有人公开威胁,我照样按规定办理不动摇;在义务管理舞厅时,有时守到深夜非常疲乏也不觉得劳累而坚持到底;为处理水池垮塌事故中的遗留问题,我一次次与家属耐心谈话,直到把思想工作做通......1986年,终于光荣地加入了中共党的组织,并多次被评为县、厂的优秀党员。

进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,氮肥厂得到进一步发展,生产效益再上台阶,职工的福利随着提升,最高的每月各项合计奖金达到四百余元,高出一般职工的工资。

1991年投资200万元进行两煤改一煤,实现蒸汽自足,成为西南第一家采用此工艺的氮肥厂。1992年到1994年,利用一年一次设备大修机会,共投入792万元,新上3H12压缩机和800系列合成塔等15项设备扩容项目,使企业达到年产合成氨2万吨的能力。1995年实行企业股份制,新购22400煤气发生炉,改造沸腾锅炉、风机、铜洗塔等14项设备,共投资510万元进行年产合成氨2.5万吨技改,生产形势更好。

1997年我提前办了退休手续,因工作需要,领导又留用我直到工厂解体。而报酬却仍照原工资发放。有同事说,戎老师的思想真好。退休后本应该休息,可你还照常上班,留用这个时段,应该领取两份工资才合理。我笑笑对他们说,我对工厂有感情,多做几年也没关系。有人赞叹道:你就是这样,把自己的青春与一生精力都花费到了这个氮肥厂,真是可贵哟!

20016月,当县法院宣布氮肥厂破产,生产设备以450万元出售,505名在职与117人退休职工,分别以8000元、5000元安置时,我的眼泪就像断线的珠子忍不住向下滚落。这种泪与刚到中和去筹建厂时遇到困难所流的截然不同,它是带着深深的痛心与惋惜哟。(戎婵娟口述 金青禾整理)

   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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